2011年3月10日星期四

捷运系统的逆耳事实(二)

根据报道,备受争议的巴生谷捷运(MRT)委派国际顾问公司麦肯锡(McKinsey & Co)来负责评估其成本与经费问题。说实在的,这巴生谷捷运已经谈了这么久,连成本也从开始的360亿谈到500亿了,国阵政府等到现在才委派麦肯锡?这令人质疑MRT是一件专案计划呢,还是被动的扑火行动(Fire Fighting)?
  
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怎么一宗涉及360亿的巨型基准建设,在一开始之前却完全没想到委派顾问来评估?而说到请顾问,我不是质疑麦肯锡的能力,每间顾问公司都有他们的专长,没有一间顾问公司对每一个领域都是样样精通的。如果国阵政府有诚意,香港地铁(MTR)也提供顾问服务,他们的客户包括中国、台湾、新加坡、澳洲、泰国、印度、等等,客户名单也例在他们的网页上,为什么国阵政府不请他们这些轨道交通的专家,反而去找管理顾问呢?
  
纳吉曾经说过MRT“将为国家带来利益,包括国家经济、人民的便利及国家的形象,因为这是国家象征性的计划”。我倒想知道,这些空话连篇的讲稿到底是那个顾问起草的?全世界大多数的MRT甚至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的MRT都是亏损的,各国政府每年要用巨款来维护的设备,何来国家利益?如果只是国家的形象和象征,这几百亿元的代价,可比那太空旅客计划和国油双峰塔更加离谱了。至于说到人民的利益,全国2千多万人口,一座位于巴生河流域的捷运又如何惠及全民呢?
  
说真的,在国阵政府眼里,MRT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是交通拥挤吗?如果说巴生谷捷运是要解决交通问题,大使路(Jalan Duta)政府机构中心那里有法庭、内陆税收局、国际贸易及工业部、等等,这地区在平时工作日就是人潮拥挤的地方,前往政府部门的公众经常投诉很难找到泊车位。大使路政府机构中心马路对面也设有长途巴士站,随着富都车站12家北上长途巴士公司迁至后,车站也热闹起来了。该车站后面也有一座体育馆,而美侖美奐的吉隆坡回教堂也位于大使路政府机构中心的另一角落,这些与民众日常生活如此密切联系的地点,为什么却没有直接的捷运站?而建议的捷运站却是距离大使路政府机构中心一段路程的大马对外贸易促进中心(Matrade),当局选择捷运站的标准是什么?答案可能就要问问谁在Matrade周围拥有地皮。所以,巴生谷捷运给人的印象难免只有三样:“快速通关”、地产业和购物中心。
  
我不是反对MRT,我只是对国阵政府仓促颁发MRT合同以及只顾发展地产业的做法不以为然。建立捷运,在每个国家都是一整套全面发展的方案,必须考虑各个角度的需求以达到经济、教育、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甚至是军事上的效率和用途。
  
先说军事这方面,众所周知,伦敦地铁在第二次大战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防空避难用途。各国在建立地铁时,都参考了伦敦的经验。到过新加坡Raffles Place (莱佛士坊)MRT站外面的旅客都会注意到黄色三角形的“Shelter”符号,这个标志表示这个建在地下的MRT站可以作为防空避难设施使用。实际上新加坡所有地下的MRT站都是按照防空袭的标准来建造的,一物两用。在现代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世纪里,美国的B2轰炸机,已经能够从本土直接飞往阿富汗执行任务,而马六甲海峡也已经是在各超强的导弹射程范围内。在这些先进武器的时代,国阵政府只懂得花60亿元购买海军巡逻舰,他们在MRT计划内,可曾像新加坡那般未雨绸缪和高瞻远瞩?如果我们的首都不设防,空有那60亿元的海军巡逻舰,在现代战争里,有用吗?
  
世界各国的地铁基本走向都是和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从他们的地铁网络里,我们总可以寻找到有别于其他城市的东西,包括历史、人文精神、风土人情、城市布局、建筑以及街道,我们可以从这个城市寻找到它的历史痕迹、国家发展过程和未来走向。简单说,北京的地铁会在天安门广场设站,台北的捷运也会在中正纪念堂设站,伦敦的地铁也在国会大厦及西敏市设置车站。到过北京天安门广场站的旅客,不一定是外国旅客,五湖四海的中国民众都会乘搭地铁到天安门广场瞻仰毛泽东遗体、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故宫博物院,地铁能够让民众轻易到达这些历史地点也间接推广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国阵要的MRT会鼓励民众去国家纪念碑和国家博物院吗?我看是未必,国阵政府要下一代了解的历史,就像中四历史课本的内容一般。更何况,地产商在国家纪念碑和国家博物院附近地区根本没有地皮,无利可图的,当然是不在范围内!
  
地铁最大的卖点是“交通改变生活”,它重组社会因素和影响人的生活方式,地铁带来的方便也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拿香港的尖沙咀车站来说吧,每回谈到尖沙咀,没到过该站的人往往都会想起购物。实际上,在距离列车最近的尖沙咀车站出口,外面就是一座回教堂,而回教堂的后面,就是九龙公园了。尖沙咀车站这里天天都是人山人海,人们来到尖沙咀车站不只是购物而已。同样的,在新加坡,从裕廊东车站的出口一走,不远就是图书馆了和科学馆了。把地铁车站设在宗教场所、公园、图书馆、甚至是医院附近地区将对城市文化和人际关系的整体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国阵的MRT计划内,这些都不是要考虑的,试想,地铁都不在国家回教堂设站,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去盼望他们回在天后宫附近设站了。别人的MRT不只是纯粹考虑眼前的经济利益,除了提供交通便利和网络外,也是建设一个城市文化。
  
去年9月,我就曾经在上海外滩附近乘搭地铁到上海火车站,再乘搭中国本土开发的和谐号高速列车到南京火车站,再从南京火车站乘搭南京地铁到中华站附近,短短的4个小时内,我就从上海的外滩来到了南京的中华门。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从吉隆坡地铁到火车站乘搭双轨火车,4小时后就到了槟城,有可能吗?答案恐怕是令人失望的,这个国家的轨道交通都是发放给不同的公司,根本都没有综合开发和利用。中国一度是落后的国家,如今,他们的轨道交通,却比我们先进至少10年。发展中国轨道交通的刘志军最近违纪下台了,反观我们执法当局起诉涉及PKFZ的部长,却要等到他下台多少年才进行?所以说,我们不只在轨道交通比不上一个独裁国家,我们甚至在反贪和执法方面还输了给他们。
  
我想这个MRT的问题就出在于国阵政府是怎样管理这个国家,简单来说,以下大概就是标准流程了:
  
  1. 将大型合同直接交给有人脉丰富的公司。
  2. 尽快颁发合同。
  3. 扮演专家,用“专业”词语(什么“入口点计划”(EPP),计划传递伙伴(PDP),SPV,EIA,等等)来复杂化简单的事情。
  4.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没有计划,更别谈避险策略(Mitigation Strategy)了。
  5. 亏损后,纳税人埋单,政商皆大欢喜,只亏了人民,本来应该用在民生的纳税人金钱,却进入了人家的口袋。
  
一项MRT,我们就能看出国阵施政的无能。如果我们不再去努力教育乡下的选民,那么别说那30万用脚投票的精英走了,那些贪官也会学那些涉及PKFZ的一群人那般移民外国享福了,留下来的,恐怕是一个像津巴布韦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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